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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教授石建勋: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2020-11-20来源:重庆MBA培训浏览次:

摘要:近日,同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石建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十四五期间,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以下为刊发原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并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胸...

近日,同济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石建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表达了“十四五”期间,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以下为刊发原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并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胸怀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作出的重要部署。“十四五”期间,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并强调“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胸怀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作出的重要部署。“十四五”期间,必须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水平。

 

01、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贯通国内国际产业连接,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未来,经济全球化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国际连接、国际经济合作,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在这个大背景和大趋势下,我们要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高水平开放发展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内需潜力,吸引外资、跨国企业参与到国内经济循环活动中来,不断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新发展格局。开放发展,有助于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国际化、现代化水平;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我国14亿多人口的巨大内需潜力,不断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实现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补链、扩链、强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开放合作中更容易形成创新力更强、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进而增强产业链的韧性。开放带来的竞争与合作,对于更好地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保持内循环机体的活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通过开放带来的竞争与合作,才能使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更加稳固,才能使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机嵌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进一步增强我国在这些链条上的不可替代性。为此,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黏合度,加快实现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国际化等制度型开放的转变,提升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与相关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努力打造开放稳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02、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促进产业链和全球科技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加快提升我国产业链的创新水平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5G技术快速推广普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技术快速发展,这些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将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创新链和产业链有效融合叠加的产物,提升产业链水平,首先需提升产业链的创新能力,系统打造支撑产业发展的创新链。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但自主创新是在开放环境下的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科技创新。正因如此,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必将有力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链条的深度融合,与自主创新相关的科研、投资、设计、生产等多个环节,在开放发展中更容易实现或带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孕育和成熟。

加强开放合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水平,必须始终坚持以全球视野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积极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科技合作新格局,这将有利于加速提升我国产业链水平。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紧紧围绕各类产业基础高级化、科技创新国际化和产业链现代化,紧紧围绕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源头创新来全面布局国际产业安全合作,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从而实现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

 

03、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吸引全球产业链生产要素流入

生产要素的流向,决定了产业链的转移和布局。在产业链的建立、成熟和转移过程中,都伴随着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大数据等生产性要素的流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升产业链水平,首先要有能够吸引全球产业链生产要素源源不断流入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施一系列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国际生产要素流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等要素供给的价格优势不再凸显,需要我们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有效发挥综合成本优势和庞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更高水平地优化营商环境,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公平、安全、开放和便利的营商环境,吸引全世界的资金、人才、物流、品牌、信息、数据等优质要素不断流入,不断优化要素的跨国配置或跨区域流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水平。

提升产业链水平,充分发挥自贸区(港)、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优势,打造一大批吸引全球产业链生产要素流入的开放新高地。一方面,在自贸区(港)按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加快实现贸易自由、投资自由、资金流动自由、运输自由、人员停居留和就业自由、数据流动自由,吸引国际高端产业链生产要素入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生产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平台、国际贸易航运枢纽等,努力拓展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根据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分布规律和地理区位分布特点,合理引导产业园区专业化和集中化,对产业聚集区进行有效整合,发挥产出规模效应和产业配套叠加效应,打造一批高层次开放、高水平服务的现代化国际化产业园区,使其成为吸引全球高精尖要素的产业集群平台。同时,注意发挥我国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加快发展关联产业集群,有效提升产业聚集区的竞争能力,最大化发挥产业链网络化、集团化和现代化的区域分布优势。

 

04、以全球化视野,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着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各国意识到产业链布局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一些发达国家试图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就近化、多元化和属地化的布局调整。为此,我国要以全球化视野超前谋划,积极应对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新动态,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

从根本上看,提高产业链水平,增强产业链韧性,最终还是靠各类大中小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来承载。为此,需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好政策组合效应,进一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让市场主体的创造性能够不断迸发出来。这是提高产业链水平的长远和根本之策。还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程,关键和重点在于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长产业链长板。一方面,加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短板。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以突破“卡脖子”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研发力度,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以举国之力提升基础教育和基础研究水平,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另一方面,竭尽全力锻造长板。采取有效措施和政策支持,发展壮大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龙头企业和核心企业,扩大这些企业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固并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努力将“专精特新”的“杀手锏”产品打造成全球“单项冠军”,使企业和产业链生态有机结合,形成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不会被轻易替代的独特竞争优势。

 

原文刊发:《光明日报》 2020-11-17

教 授 简 介

石 建 勋

同济经管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首席专家;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高校智库内涵建设项目首席专家;

《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评论员。

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国家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东南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大公报》“财经时评”专栏作者。

近年来,研究撰写决策咨询报告40余篇,其中被批示和重视12篇,有关重要决策咨询建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用。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政治经济学、企业并购与资产重组、资本市场与投融资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公共经济学、创新与创业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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